.jpg?1562105063)
智利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建，因此灾后重建也随之成为常态。近年来，各类项目重建的频率不断攀升。内政部（国土局）的数据显示，智利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所发生的自然灾害已达到该国1960年后总灾害次数的43%。实际上，该国政府已参与到全国各地的多个重建项目中。
.jpg?1562105063)
气候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定义地球是否能支持人类持续繁衍的生态红线（planetary boundary）。当气候环境呈紧急状态时，生物的多样性也逐渐丧失。这仿佛预示着灾后重建将永久性的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无疑是令人沮丧的。因而智利政府将专门管理自然灾害相关事务的机构 ONEMI（智利内政部灾害紧急中心）编入国家政府部门也是非常合理的。
数月前，智利风险控制与重建部部长 Bernardita Paúl 宣布了智利范围内的32个由政府主导的新城建项目，以缓解未来自然灾害的影响。他表示，“每一笔投入到这类减灾项目的开销相当于节省了6倍用于重建的费用”。
人们都知道自然灾害将不断重演，这是不争的事实。也许多个灾害还会同时或重合发生，就像智利在2015年经历的那样，Villarica 和 Calbuco 两座火山爆发，国内三处最干旱的地区遭遇冲积，潮水袭击港口和海滨，以在北方港口城市 Coquimbo 还发生了地震。
混沌之下，智利却几乎毫发无伤，这都归功于具有高效灾害防御性的城市基建。1939年奇廉地震，1960年康塞普西翁大地震，还有1985年圣安东尼奥地震，一次又一次，它们带给智利人的除了深深的悲伤之外还有启示性的教训。自上世纪起，智利推动了一系列减灾防御的措施，包括渐进地对城市规划和建造法案结构进行改变；中央政府积极地参与国土规划；成立了新的专注于减灾事项的政府机构，例如 ONEMI；每一次大地震都是对国家地震条规不断而有力审视。
智利人为他们的城市回应地震的姿态感到自豪。他们应该感谢上世纪的一次次灾害所带来的教训。即便如此，气候紧急致使灾害更具侵略性，甚至产生新的自然灾害。例如，在法国气温突破历史新高，达到45.1°C的同一周，雹暴席卷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市，其冰层厚达150 厘米。这迫使我们在新的世纪里，不仅应该从国家及地方政府，还要从建筑师、开发商和民众的角度去重新思考如何缓解灾情、提升城市恢复力、主动防御灾害。
在市场主导下进行大规模的房屋建造，这使得2010年智利8.8级地震和海啸灾后重建的成果众说纷纭，但这并不妨碍减灾防御措施展示出其在处理长期灾害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就像孔斯蒂图西翁（Constitución）小镇的灾后重建规划项目 PRES 一样。由林业公司 Arauco 资助，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的建筑师事务所 ELEMENTAL 监督，再加以地方政府和住房部（MINVU）的支持，PRES 项目的重点在于利用新增公共设施促进孔斯蒂图西翁的经济发展，并在 Maule 河前新建一座减缓灾情的公园。
该项目的启动使得原定居在风险区内的居民被迫搬离。一些受灾居民搬至由 ELEMENTAL 设计的 Villa Verde 住宅区，这里最著名的便是“半屋”（half-house）。河流公园不仅是为减缓未来不可预知的洪水，甚至是像2010年海啸般凶猛的自然灾害，而建的公共设施，它也旨在提升孔斯蒂图西翁人民的生活质量。智利目前所建造的减缓灾情的公园包括 Teodoro Fernández 在科皮亚波设计的 Kaukari 城市公园、Pablo Allard 和 José Rozas 在圣地亚哥设计的 Zanjón de la Aguada 洪水公园、迪卡托当地政府机构 SERVIU Biobio 开发设计并获奖的公园。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性的城镇发展和密集化使得减灾防御和灾后重建的推进变得更为繁复。2014年智利瓦尔帕莱索大火后，一些受灾居民因其住房位于以沟壑为主的风险区内而无法申请重建补贴。也就是说，法律不允许他们将住房重建于原址上。对于城市高密度区而言，未来的减灾防御规划将主要围绕气候紧急问题而进行。例如，由于海拔升高或因新自然灾害而形成的新风险区，导致整个居住区都需被重新安置的情况，这无疑也将成为新的挑战。
如今，地震已不足以动摇我们居于城市的自豪感。联合国人权专家 Philip Alston 在近期发表在《卫报》的一份报告中警示道，气候紧急程度不断升级，甚至演变为“气候种族隔离（climate apartheid）”，因此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应在不断的规划、减灾防御、灾后重建之间保持弹性，使城市具有恢复力。
译者：唐久乐
.jpg?1562105063 "应对自然灾害时，为什么我们应该在减灾防御上投入更多？")
